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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瑜:如何看待美国大选中的“川普现象”

发布时间:2016-11-08 08:14 来源:翰林在线

民粹政治的现实展开形式,常常是政治强人利用底层民众联手夹击社会中间层,而自由式民主固然有精英主义色彩,但由于精英本身的多元性与分散性,却更能抵御威权主义的侵蚀。

很多人认为,当今欧美政治已被民粹主义裹挟。

在美国,茶党的兴起、川普在共和党的胜出以及桑德斯旋风,被视为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表现。在欧洲,无论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决定、法国右翼国民阵线的崛起、北欧诸国右翼政党的抬头,还是排外性政党在许多“新欧洲”国家的得势,亦或激进左翼政党Podemos(西班牙)、Syriza(希腊)的选举表现,都被视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征兆。

以“民粹主义”命名当今欧美的政治潮流,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,如何区分“民粹政治”与“民主政治”?如果说民主的要旨是“人民意志至上”,那么这种民主政治与“以民意为精粹”的民粹政治有何不同?

进一步而言,为什么“人民意志至上”是道德可欲的,而“以民意为精粹”就是有害的?难道“我同意的民意”就是民主政治,“我不同意的民意”就是民粹政治?事实上,一个趋势是:没有政治家自称是“民粹主义”者,但是几乎人人都在给异己者贴上民粹主义标签。因此,如果不对民粹政治和民主政治进行概念上的厘清,那么任何针对“民粹主义”的分析都可能成为语义含糊的风车之战。

本文试图在美国的背景下思考民粹主义。具体而言,第一,试图从概念上区分民主政治以及民粹政治,论述二者的相关性及差异性;第二,试图从长线历史的角度理解美国的民粹主义,以及它与民主政治的关系;第三,从前面提及的分析框架及历史视野出发,理解当代美国民粹主义的类型、程度、由来及后果。

一、民主政治与民粹政治

刘瑜:如何看待美国大选中的“川普现象”

民主和民粹,具有高度重合性。它们都以“民意的合法性”为其话语核心,并以此反对缺乏民意基础的专制政治。问题在于,尽管高度重合,“民主”与“民粹”是否存在相异性?如果存在,如何界定?

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,是因为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不尽相同。简单来说,就民主的理论传统而言,存在着两种对民主的理解,一种是多元式民主,亦可被称为自由式民主;而另一种是一元式民主,亦可被称为不自由的民主。(记者Fareed Zakaria发明了“Illiberal democracy”一词,用以描述那些允许一定程度竞争性选举却大力限制政治自由的国家。)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后者,那么,本质上“民主”必然走向“民粹”;而如果一个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前者,或许我们能从中找到区分民主与民粹的钥匙。

“多元式民主”相对“一元式民主”,这个分野从何说起?简言之,分野在于对“民意”的认识是多元的还是一元的——是存在着“一个”至高无上的整体性“人民意志”,还是存在着“许多”不同的、甚至相互对立的“民意”?选举,作为一种民主技术,是用以发现“那个”人民意志并为其道德合法性进行论证,还仅仅是一种决策的效率装置、“多数民意”无论技术上或道德上都不应取代“多元民意”?

本文不是一篇思想史论文,对此很难展开论述,只能简述。“多元式民主”秉承汉密尔顿—熊彼特—哈耶克的传统,认为“民意”是多元的,因而不同意见(尤其是少数意见)都应有表达渠道。他们恐惧“多数暴政”,认为应以自由制度安排(财产权、市场自由、言论自由、少数权利等)约束稀释多数偏好——事实上根据Riker这样的社会选择理论家,是否存在一个整体性并能通过选举发现的“多数意志”都大可质疑,遑论以其为决策的依据。

而“一元式民主”则以卢梭—新左派为主线,倾向于将民意本身视为至高无上的合法性源泉,解除对这一意志的束缚。尽管卢梭的概念是“公意”而非“众意”,但是假定民意是一个单数形式(general will,而非general wills)并进而假定这个意志客观存在,本身就蕴含了极权政治的种子。

体现在制度安排上,多元式民主注重权力制衡与分散——多数与少数、精英与大众、中央与地方、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相互制衡并共享权力。这种理念下,其民主制度设计必然为“多数意志”(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意志的话)设定了“半径”——半径之外,通过选举发现的“多数意志”不能随意占领。权力分立、间接选举、非民选权力机构的存留、联邦制、游说组织、智库、市场的政治力量、财产保护等制度安排,便成为抵消“多数统治”的一些缓冲机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