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艾滋病的污名化之路:“恐艾症”是如何形成的?

发布时间:2016-12-04 18:03 来源:翰林在线

苏珊·桑塔格在《疾病的隐喻》中指出,疾病很容易被作为一种社会动员或政治迫害的工具,产生极为不良的影响。在描述艾滋病病毒的原因与影响时,医学界混杂了疾病与战争的隐喻,将艾滋病描绘成“生命杀手”、“人体免疫系统与防御系统的侵犯者”等……

12月1日,是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“世界艾滋病日”。近年来,随着中国社会的渐趋发展,越来越多的人敢于针对艾滋病歧视现象发声。

不过,由于艾滋病的严重性以及它的传播方式,艾滋病仍然身陷“污名”困局,而这种“污名”又经常导致艾滋病感染者隐藏自己的疾病,得不到正确及时的医治,以致更大规模地扩张、传染。艾滋病为什么被如此严重的“污名化”?媒体、医疗机构在其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?

社会变迁下的恐惧、误解与道德化

污名是一系列社会文化互动的产物,与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,国内最早出现HIV感染者病例,当时的舆论将艾滋病塑造成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典型疾病,甚至有中国人马上把它命名为“爱资病”。

在早期,艾滋病污名也与社会身份污名交互,艾滋病风险通常与“外宾、归国人员、边境居民、外国人”等他者形象相联系。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社会思想带来剧变,对“舶来品”的恐惧和对新的社会局面的应激性反抗一起,为艾滋病污名披上了合法性外衣。

与此同时,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们对性有了新的看法,尤其是年轻人开始从快感、亲密关系与个人自由等角度看待性。1990年代非婚性行为剧增,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性革命,政府将HIV界定为性传播疾病,从而深深勾勒了社会公众关于HIV传播特定途径的想象。性社会学研究者潘绥铭就认为,艾滋病被当成是千钧一发之际整肃性道德的工具,由此带来了大规模的、与真实发病率天差地别的人造“恐艾症”。

到了世纪之交,“艾滋病高危人群”的污名逐渐聚焦在农民身上,卖血的中原农民被发现感染了HIV病毒。有研究发现,公众逐渐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认识HIV感染者。一方面,感染HIV的吸毒者与商业性服务人员的污名化被归因于不良行为;另一方面,那些通过卖血、输血及母婴途径感染HIV的人则被视为“无辜的受害者”。

然而,对于“无辜的受害者”们的道德化并未减少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与误解,某种程度上,对此的过度渲染间接造成了人们有距离的集中观看,处于城乡流动间的农民工在不断边缘化的同时被贴上了新的标签,而农村里的“艾滋孤儿”则成为另一种“特殊群体”,经历着歧视环境的营造、血缘关系的淡化与熟人社会的冷遇。

除此之外,男男性行为与艾滋病常常形成一种话语同构,男男性行为被等同于感染艾滋病。事实上,艾滋病最先报告的病例集中于男同性恋群体中,在通过其他途径感染的患者被发现后,艾滋病与异性恋者的无关性被打破。有学者指出,艾滋病实际所影响人群的公共化使得主流人群受到威胁,进而产生了污名行为,这是公众视野下艾滋病污名与男同性恋群体关联紧密的原因之一。随着意识形态的多元与媒体环境的开放,公众对同性恋群体的关注增加,而整体偏向传统的社会舆论场同新兴人群舆论场的无法调和,则把恐惧和误解进一步放大。

艾滋病的污名化之路:“恐艾症”是如何形成的?

每年“艾滋病日”都有志愿者走上街头索求拥抱,以消除大家对艾滋病的恐惧。

大众媒体、医疗机构与公共政策的污名修辞

在中国,大众媒体、医疗领域与公共政策的共同建构,造就了中国语境的艾滋病污名修辞。

中国新闻媒体在艾滋病发端的一开始就予以极大关注。1985年,中国发现了第一例HIV感染者后,《人民日报》就发表了二十多篇对艾滋病的报道,将艾滋病冠以“超级癌症”的名称。很长一段时间,由于对艾滋病缺乏科学的认识,大众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充斥着负面叙事与猎奇的修辞,带动了公众的恐慌心理。

出于经济利益与传播策略的考量,媒体在不少报道中会使用“艾滋村”、“艾滋女结婚”、“艾滋杀手”等等词语,在公众的脑海中设置了关于艾滋病患者的妖魔化形象。同时,在早期的艾滋报道中,患者由于处在报道的边缘地带和失语状态,缺乏被公众真正了解的机会。

通常,媒介被看作有利于普及与传播艾滋病知识,并减少艾滋病污名的一股力量,而公众的恐慌心理、政府权力的制约、医疗行业的术语都与媒介多向合流,让媒体对艾滋病的去污名化变得艰难重重。